《学术月刊》2024年第8期目录及摘要

发布日期：2024-09-19 23:22

来源类型：鞭牛士 | 作者：何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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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再谈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

——从“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出发

摘要：为了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病理学诊断，哈贝马斯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探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危机？如存在，其表现形式是什么？这关涉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问题；二是探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根源何在？这关涉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撇开第一个问题不谈，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基本框架；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控制，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关键；基于交往合理性重建生活世界合理化，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目标。因而可以说，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为考察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较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根源，但也具有片面性与某种无能为力性；而且，基于交往合理性重建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甚至还有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辩护之嫌疑。

作者：王凤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自然与自由之间的鸿沟与过渡

——重审《判断力批判》导论的基本问题

摘要：康德哲学中，关于自然立法与自由立法的关系，研究文献往往认为，前两部批判遗留下的是一个道德相关的问题，是道德关切迫使康德在导论中去讨论两种立法间的鸿沟以及沟通。事实上，前两部批判并未遗留下这样一个问题。第三批判导论中鸿沟与沟通问题所关涉的是：道德法则规定给我们的终极目的是否有可能在自然中实现出来，而这个问题在第二批判中已经在“至善的可能性”这一名目下通过神的存在而解决了。而终极目的在自然中的可实现性之所以在导论中被提出来，并不是作为一个实质性的问题等待着被回答，而是提供了一个考察的着眼点。在此着眼点之下判断力及其先验原则（自然的合目的性）可以显露出相关性，从而联结起自由法则与自然法则。只有从康德对系统性的关切出发才能理解第三批判导论中的基本问题。

作者：范大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北京100084）。

共情的概念谱系及其伦理新义

摘要：18世纪以来，情感哲学和心理学研究始终关注着共情这一人类最原初的情感纽带，对共情现象的哲学探讨也被20世纪胡塞尔一脉的现象学研究视为解决主客体间问题的关键。尽管胡塞尔试图用“移情”调和与“他者”的矛盾，但其研究仍建立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背离了“真正的”共情关系所要求的平等与尊重。当下，互联网“多节点”的拓扑结构将“关系”拔擢到本体的位置，这就要求我们重审以身体与感觉为前提的对主体间性的讨论，即其如何在“去身体化”的网络环境中建立新的共情支点。虚拟空间中的交往虽然取消了面对面交流的实体性，却依旧凭借其结构和技术优势保留甚至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共鸣，因而马丁·布伯的“关系本体论”在互联网的“多中心”模式中找到了新的表达。尽管如此，共情在网络资本驱动的运行机制下也面临着被异化乃至被操控的危机。面对传统社会中囿于地缘与亲缘的“蛛网”状人际网络演化为充满不确定性的“流动之网”，如何在变动中寻求作为交往规约的“不变的流动体”，成为当下所亟须解决的问题。

作者：刘超，南京大学文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93）；李雁玲，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3）。

哈耶克为何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再读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

摘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曾与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一起获得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睿分析。尽管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作品《价格与生产》在后来被经济学界大多数人所遗忘了，但在多次研读这本著作后笔者认为，这本著作不仅有着永久的经济学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应与凯恩斯的《通论》一样，被视为一本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经济学著作。

作者：韦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张嘉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道德向后，科学往前

——19世纪经济学功利主义转向的二重性

摘要：在经济学的学科史研究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从“斯密传统”向“穆勒体系”的演进，特别是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的功利主义转向，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事实上，19世纪兴起的功利主义对当时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在规范性层面上，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促成了“道德退居幕后”的局面，为经济学基于“利益”概念的分析提供了扎实的道德基础；二是在实证性层面上，功利主义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奠定了“科学走向台前”的基础，帮助经济学建立了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行为分析模型。19世纪经济学的功利主义转向，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这门学科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演进的必然性，也揭示了现代经济学在学科发展中做出的选择及付出的代价。

作者：王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836）。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

日用而不觉：基础性秩序与治理资源开发

摘要：以“日用而不觉”的方法，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一个社会存在两种秩序：基础性秩序和强制性秩序。基础性秩序是社会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形成的秩序，其基础性在于本原性、基本性和支撑性，具有大众性、日常性、内在性和稳定性特点。社会秩序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人的依赖关系形成的是身份秩序，物的依赖关系形成的是契约秩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构成基础性秩序。任何秩序都要通过治理加以实现。基础性秩序构成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在长期历史上，传统中国的基础性秩序蕴含着丰富的治理资源，只是处于“日用而不觉”的状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运用“日用而不觉”的方法，构建基础性秩序架构，对于开发传统治理资源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徐勇，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三重张力与

中国超大城市治理创新的未来改革

摘要：我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改革进程中存在着一些深层张力，突出表现为制度创新与机制配套间的不衔接、政策网络中的协同困境以及数字化转型中的控制权配置难题。这三重张力相互缠绕、互为强化，对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产生了复杂影响。基于此，有必要对多重张力的组织机理进行深入剖析，并以此为基础拓展和丰富系统改革观的内涵与政策着力点，指出未来改革需以连续的历史主义视角来看待治理创新，推动制度与机制间的协同变革；以激励兼容和流程再造为切入点，打造更具整合力的社会政策网络；以更为精细的上下分工为原则，推动整体布局下的多方共治格局。

作者：黄晓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200444）；嵇欣，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

民族治理中的国家节点

——在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之间

摘要：民族是国家构建的基础，国家是民族发展的保障。在民族发展变迁中，国家成为民族治理变迁的历史节点与政治节点。基于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双重视角，可以发现，国家对于民族治理的整合及其内在规定，为民族治理的多元性表达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伴随着国家的地理边界、政治边界与身份边界形成的全过程。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地区构成国家的治理单元，也意味着一体多元的治理转向。具体而言，民族走向国家的“多元一体”过程，蕴含着国家治理与民族治理“一体多元”的逻辑互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强调了国家在各民族共同性、共通性中的规范作用，并为民族治理的差异性提供了制度保障。

作者：姚尚建，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上海201620）。

知识生产：概念与方法

老年权利话语的法律知识生成

摘要：对于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构建而言，在开阔的历史和比较视野中探察老年权利话语演变，在制度和文化、规范和价值的矛盾运动分析中阐释法律知识的生成逻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近代以降，传统中国的“伦理老年”意象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近代中国的老年权利话语，无论是作为具体的人的权利，还是作为特殊群体的权利，抑或作为某种回应社会问题的权利主张，始终存在知识体系上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秉持的革命老年观及其内含的功益标准，对作为劳动者、公民、群体成员和普遍人生际遇的“老年”加以权利话语上的整合与创新，创设了连贯一体的法律知识逻辑。通过优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道德权利的证成及其向法律权利的转化，方有更为稳靠的知识论基础。

作者：廖奕，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县域：

中国社会工作理论范式构建的新空间

摘要：“县域”在社会工作的发展中是缺失的，这不仅体现在“领域”和“方法”的缺失，也表征为作为“环境”构成与分析上的缺失，以及学术范畴的空缺，造成了对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和话语权建构不足。由此，“县域社会工作”范式的提出尤为必要，该范式从县域社会工作的方法变革、功能价值、概念定位、分析维度、现实指向展开论述，指涉知识的实践、关系的实践、治理的实践三个分析范畴。县域社会工作作为方法路径具有本土性价值，作为领域空间具有生态性价值，是对以往社会工作分领域、分方法、分对象发展演化的一种视野补充和范畴丰富，是进入中国传统和现时实践的知识生产新转向。县域社会工作尚需从价值伦理、实践原则、理论方法、实践技术等方面不断建构，以完善其学术范畴和理论体系。

作者：侯利文，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上海200237）；李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7）；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上海200237）。

“感觉结构”的恒定与嬗变：近期小说中

繁密的浮世绘画卷与精神叙事的潜力

摘要：对于世俗生活作繁密的浮世绘式描绘是张楚的新作《云落图》的醒目特性，鲜明体现了当今国人根深蒂固的“感觉结构”。它体现了自古以来儒道互补的思想观念，无法容纳超越现实的精神性叙事。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聚焦手术失利的医师傅睿的精神拯救之路，但最终他寻觅到的只是暂时的超脱。而格非的《登春台》对主人公周振遐精神顿悟的展示要丰富、详尽得多，整部作品臻于传统文化孜孜以求的大圆之美，成为“中国式诗意”的范本。艾伟的《镜中》与《登春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向世人提供了一条貌似可行的精神拯救之路。但要孵化出新型、富有震撼力的中国式审美经验，还需要作家不懈的探索。

作者：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200433）；方铁，中国中福会出版社有限公司编辑（上海200031）。

互文视角与苏轼作品的准确阐释

摘要：苏轼研究存在准确解读文本的问题，传统“内证”“外证”之法有其局限性，需要引入“互文”视角。苏轼作品的重要互文体现在苏轼不同作品之间、苏轼与苏辙之间、苏轼与同时人之间、苏轼作品的多媒介文本之间；加上苏轼与前代文献之间、后世和域外对苏轼作品的吸收和改写，则苏轼作品的“互文性”共有六种关系，其中第一种属于“内部互文”，后五种属于“外部互文”，苏轼的创作因而成为一种“对话式”写作。通过举例分析证明，当前的苏轼研究要有自觉的互文意识，对苏轼作品进行一定程度的解构与重组，在互文性的语境中展开对话，才能解决疑难问题，作出准确阐释，如此将催生新的问题意识，极大拓宽文本的意义空间。从互文视角阐释苏轼，也符合其本人读《诗经》之法。

作者：李贵，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234）。

回流与交融：论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回流现象

——以日本《左传》研究为中心

摘要：中日两国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文化交流，书籍成了维系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中国典籍流传到日本之后通过抄写、刊刻、注释、阐释、引用、摘录等方式融入日本文化，成为日本化的中国学。大量的汉籍如日本刊刻的《左传》等又通过遣唐使、商人贸易、公使携带等方式回流到中国。传入中国的日本汉籍，不仅编选进了中国的丛书，被图书馆、藏书家所保存，被学者们引述、化用，而且还补充了因战乱等而散佚的宝贵文献，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促进了清代、江户时期考据学的繁盛与交融。这种文化回流现象，促使中日两国在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中形成正向、反向交织的文化传播，建立了更深层次、更多角度、更有意义的文化互动与融通。

作者：毛振华，浙江外国语学院中文系教授、新型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浙江杭州310012）。

文明兴替与国家治理研究

说“类族”

——兼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诸族交融

摘要：《易传》所讲的“类族辨物”，是上古时代诸族交往交融的必要前提。但对其本义的解释，却历来多歧，其中将“类族”释为“审异而致同”，将“类族”的“族”解释为氏族、宗族之族，是诸种解释里较为妥帖的一种。辨析相关的氏族，求同而存异，此种“类族”的事情早在五帝时代就已经进行，相传舜的时候就曾“别生（姓）分类”。禹的时候又曾依据氏族的德行而赐土、赐姓。商代类族的情况主要反映在关于“比”的卜辞里。周代的类族趋于深入与精细，对于维持宗法社会秩序、强化宗族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上层贵族注重“属籍”，社会下层劳动群众则渐渐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这些都有“类族”的影响。“类族”是上古时代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理念与方式。通过先秦时期“类族”的历史发展，可以说明其在古代中国社会结构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加深对于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诸族交流、融汇的认识。

作者：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5）、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甘肃兰州730070）。

清季士人的察弊、治心与济世

——以《治心免病法》传阅为中心

摘要：甲午之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译介的《治心免病法》一书在清季读者中引发了关于“国家身体”的想象和感知。经由士人之间错综的交往网络，《治心免病法》的传播与阅读带来了思想及观念的流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意义论争，对读者产生了深刻影响。戊戌前后，该书因契合晚清士人“挽劫救国”的诉求，成为吁求变法，追求社会进步的思想资源。士人对《治心免病法》的阐释多使用“附会”方法，文本与概念经历“转译之转译”，意趣万殊。总的来看，该书经历了“知识书”“启蒙书”“思想书”的递进阐释。“治心免病”之论为时人融通中西、解决体用之难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在士人眼中，往往将一己之病与国家危亡相联系。这一话语上承传统“疗疾救国”体系，下启清季“生病的中国”等相关论述。“治心免病”隐喻以一种内在超越的方法实现对外在之“体”的征服，通过祛病除疴来挽救危局。

作者：蒋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上海200433）；汪宁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乡村共和”：辛亥前后的共和潜流

摘要：“共和”取代“帝制”为近代中国之一大变局。一般认为，这一巨变的动力，是源自西方的共和观念，而较忽视中国本土长期日用不知的“乡村共和”经验。晚清以来，时杰曾借地方自治和立宪运动，尝试将其融入现代政体。在民初中央政治层面混乱不堪的情况下，正是“乡村共和”治理经验的创造性地转化，让共和体制在中国社会基层扎根。或可以说，“乡村共和”是辛亥前后的另一种共和样态。相较于中央层面的共和，“乡村共和”虽为潜流和低音，但却是近代中国走向共和的重要历史基础，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走向。

作者：王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610005）。

一段被尘封的历史：西安事变后

《申报》记者对毛泽东、周恩来的访谈

摘要：1937年4月《申报》曾派记者俞颂华、孙恩霖“秘密”访问延安，并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但是，俞颂华回到上海以游记形式发表见闻时，却遭到国民党上海新闻机构的干扰，有关与毛、周谈话的内容完全被删节，相关情况因此湮没不传；所幸同年6月俞颂华受上海海关俱乐部乐文社邀请发表演讲，公开陈述了采访毛、周的过程，演讲稿随后刊载于海关内部刊物《关声》中，从而为人们今天了解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和活动提供了珍贵史料。从种种迹象判断，《申报》记者“秘密”访问延安可能与中共的积极推动有直接关系。

作者：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学术评价

心理学学科十年发展综述及评价

（2009—2018年）

——基于人文社科综合指数的分析

摘要：2009—2018年间，我国心理学学科总体呈稳步上升态势，学科经费增加，教学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科研产出量质并举，国际关注度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其众多二级学科也取得不同程度的进步，然而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学科整体转向自然科学的趋势明显，同时跨学科交叉融合探索愈加兴盛，但理论心理学等细分领域研究力量仍亟待增强。面对新现实、新范式、新技术和新危机带来的挑战，心理学学科建设宜平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两种取向，在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同时，立足中国需要，关注中国议题，融合会通古今中西文化资源与多元化路线，深入广泛开展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实现其理论与实践的自我主张，构建中国自主心理学知识体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与发展。

作者：王波，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福建厦门361000）；刘明子，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潘菽图书馆馆员（北京100101）；蒋柯，温州医科大学精神医学学院教授（浙江温州325000）；冯永辉，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00）；张巍，中国地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4）；李抗，周口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河南周口466000）；阎书昌，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00）；卫垌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潘菽图书馆馆长（北京100101）。

Title and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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